9月1日正式启动的手机实名制，让人自然联想到互联网实名制的进展。今年以来，多位重要主管官员对外界表示，政府有意在重点新闻网站和主要商业网站推行论坛版主实名制，取消新闻跟帖“匿名发言”功能，探索网站电子公告服务的用户身份认证工作等。在这些举措坐实之前，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。
如果将手机实名制和网络实名制做简单对比，会发现一些基本的共同点。例如，政策动议都始于2005年春天，清理或认证匿名用户的难度巨大，运营商的态度并不积极，终端用户分歧明显。手机实名制最终在强力推动下施行，但给定了三年过渡期来处理大约3.2亿用户的补登记，其间的权衡博弈似乎远未结束，不免让人对其执行效果捏把汗。
如果将两者的对比复杂化，我们还能找到重要的不同点。例如，手机作为个人独占的终端设备，基本上还是点对点的传播工具，其威力有限。手机平台上泛滥的垃圾短信和欺诈恶行，一些来自商业牟利者的营销冲动，一些则是少数匿名者的蓄意而为，被绝大多数用户坚定反对。而互联网作为全球共享的基础设施，其自组织网状结构本来就是为了抵抗控制而生，使用者将其作为更加便捷的信息交流和意见表达途径，匿名往往并无恶意。对它焦虑更多的，也许并不是普通个体，而是对秩序极度敏感、对嘈杂声音尚不适应的公共管理部门。
就事实而言，就在手机实名制开始争议的那一年，政府其实已经在互联网局部范围内展开过实名制试点。当时，清华大学“水木清华”、南京大学“小百合”、复旦大学“日月光华”、南开大学“我爱南开”、武汉大学“白云黄鹤”等著名高校BBS站相继进入只读或关闭状态整顿，要求本校学生以真实姓名和学号重新进行后台登记才可以发言。在最严厉的时期，甚至不允许校外IP地址访问这些论坛。数年过去，这一实名制规则依旧，但纯洁言论环境的意图并未实现，新生代发言灌水的热闹程度大大超过从前。这个案例的意涵是，后台实名制并不是管理者期待的灵丹妙药。它虽然方便了监管方更好更快地查找信息源头，但其潜在的威慑力量有限，架不住人多嘴杂，众声喧哗。存心捣乱的家伙还会找到新的自我保护方式，无意对抗的小民照样该抒情就抒情，想维权就维权。至于其成本，也许在用户相对聚集的单位制、局域网中可以接受，但要推广到形态复杂、管理界限模糊、甚至超越主权范畴的浩瀚互联网空间，必定耗费惊人。在广义维稳支出已接近国防预算的财政压力下，更需要仔细计算收益得失。
就习惯而言，政府可以稍微宽心的是，即便没有政策严令，网络实名也在成为某种流行趋势。对于老资格网民来说，上网越久越真实，那些不能被抹去的记录，那些延伸到网上的现实人际，那些需要身份认证才能享受的便捷服务，都将他们推上了不归路。明显的个案是，某些意见领袖，要么早就顶着实名“兴风作浪”，要么其ID的知名度，大到让人们遗忘了他们的本名。后来的网民进入时，恰逢互联网生态跃迁，人们沉浸于社会交往、微博亮相、在线购物、游戏勾连，在这些火热的应用中，好友与好友互动，关系与行为互证，即便不是实名，也绝非虚拟。此外，论坛和新闻跟帖尽管还是民意扩散的重镇，但互联网的发展趋势正如不久前 《连线》杂志主编克里斯·安德森(ChrisAnderson)预言的那样：Web已死。网民正在向各种新潮的更酷、更炫的服务领域转移。网络实名制落伍了。
就分歧而言，数年前就有学者洞察，旨在建立维持信任关系的实名制，对于某些人来说太强了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又可能不够。认为管制过强的人，会极力规避；觉得供给不够的人，则不敢入局。由于公共政策的受益面不是均衡分布的，破解这一纠结的要害在于避免“一刀切”模式。实名制应该被层级信用制取代，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，选择合适的信任层次，这样做也有助于成本分担。退一步说，即便“一刀切”实施网络实名制，让政府拥有更大的监管空间和权力确有必要，政府也应自我约束，确立公权力的行为边界，强化可监督的信息公开，来赢得民众的合作诚意。
其实，互联网上出现的许多问题，其根源并不在互联网，而是社会症候群的投射。互联网上偶尔可见的宣泄与怒气，很大程度是因为现实世界缺乏制度化的表达渠道，他们的意见不被倾听，他们的诉求不被回应，只好转战互联网。只有现实问题解决了，躁动情绪缓和了，理性的沟通交流才有可能。相关各方应该明白，技术扩展和教育普及正在造就大众时代的来临，沉默的多数有登台出声的历史动力。精英掌控或者家长父爱般的旧式管理思维，恐怕难以为继。
西方学者根据解决冲突、处理问题和变化的导向，再结合从反应性到前瞻性的表现，将政府治理行动理解为一个行政设计矩阵，它包括了四种类型：仅仅忙于应付眼前问题而又缺乏沟通的危机设计、倾向于科学化但同样缺乏沟通的理性设计、倾向于交往互动但滞后于环境变化的渐进设计，以及倾向于积极交往互动而又预见未来变化的社会设计。走向战略治理的政府，必然要走向崭新的社会设计之途。
回到网络实名制议题，以小见大地说，政权基石的巩固，越来越取决于政府了解和回应民众的多样化需求，实现精细的品质管理。我们可以将宏观政治的诸多议题区隔为三个层次，一是关注国家命运及其走向，二是关心体制合法性与变革，三是关切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。在相对良善的现实境遇中，人们往往对共同体有高度热爱，对体制有基本认同，政治生活的主要空间集中在政策领域。
所以，要捍卫共同体和体制，一个更积极和善意的策略是，在事关公众利益的公共政策层面，逐渐实现网民的有限准入和公开讨论，并在此基础上切实履行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政治承诺。